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发展方式的转变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些关键性转变无论在印度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和讨论。

在“印度数据”（Data For India）网站中，我们密切追踪这些变化，利用高质量的印度和全球数据源，通过三部分研究整合印度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数据，将其置于印度社会经济变化及全球背景下探讨，进而拓展学术研究空间与政策讨论方向。

第一部分汇总数据描述当前形势，聚焦近期未受关注的关键数据点；第二部分考察出生率下降数据，揭示印度既是特例也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第三部分审视各邦人口差异及对社会经济、政治局势的影响。

印度的人口困境在诸多方面与全球共性挑战重合——人口红利终结、流行病学转型推进、出生率持续下降及人口老龄化阴影。应对这些挑战，亟需政策制定者与政治家基于高质量数据解读携手合作。但印度人口结构存在深刻分裂，潜藏政治分裂风险，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分歧及其影响。

一、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人口变化主要受出生、死亡和迁移三大过程驱动。我们结合权威数据源分析这三大因素对印度各邦人口的影响：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年修订版）提供过往及至2100年的全球数据，印度人口样本登记系统、国家家庭健康调查提供各邦截至2023年的最新数据，2023年后及各邦至2036年的预测数据则采用印度人口普查局基于2011年普查的测算结果（需注意，印度自2011年起未开展十年一度人口普查）。

（一）南北生育率差异

尽管印度整体生育率呈持续下降趋势，但富裕邦与贫困邦的生育率变化差异，是人口分裂的核心诱因。历史上，印度南部、西部邦经济更发达，在妇女教育、健康保障等领域成果显著，生育率远低于贫困落后的东部、北部邦，且更早达到“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一代妇女生育的女婴数量刚好替代母亲一代，维持人口稳定的水平）。

总和生育率（TFR）指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全球普遍规律是经济发展带动女性医疗、教育机会提升，进而推动生育率下降。当总和生育率降至2.1时，即达到“更替水平”，人口规模趋于稳定，低于该水平则人口绝对数量下降。

印度各邦生育率下降轨迹相差数十年，尚未触及更替水平的四个邦均位于贫困的中北部地区：北方邦预计2025年达标，中央邦为2028年，比哈尔邦最晚，需至2039年（截至2023年，恰蒂斯加尔邦虽预测2022年达标，但实际仍未触及）。这种差异导致北部、东部邦长期维持高出生率，印度每三个14岁以下儿童中就有一个来自比哈尔邦和北方邦。据预测，至2036年，比哈尔邦儿童人口仍不会绝对下降，而南部各邦儿童人口均呈下滑态势，这一差距正成为贫富邦之间冲突的重要导火索。

（二）死亡率变化

尽管富裕邦健康指标优于贫困邦，但受年龄结构影响，富裕邦不仅出生率低，死亡率也相对较高。富裕邦的分娩期、婴儿期传染病致死人数远少于贫困邦，例如喀拉拉邦婴儿死亡率仅为千分之五，与北欧国家相当，而北方邦、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三十七，堪比苏丹水平。

贫困邦老年人口占比低，整体死亡率更低。以喀拉拉邦为例，其粗死亡率（每千人死亡人数）已超过中央邦，核心原因便是老年人口占比更高。低出生率叠加高死亡率，导致印度发达邦人口持续缩减。

（三）低邦际移民率

人口迁移是影响人口规模的重要补充因素，发达国家常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移民抵消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但印度国际移民规模极小，据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印度每千人中移居国外者不足1人，远低于邻国斯里兰卡的每千人3人以上。

印度国内人口迁移规模较大，据2020-2021年印度国家样本调查第78轮数据，三成印度人曾迁居至不同地区并居住至少六个月。但高内部迁移率并未改善富裕邦的人口结构，因绝大多数移民仅在本县（占60%）或本邦内其他县（占30%）流动，跨邦移民占比仅略超10%。

女性是县内迁移的主力，受种姓、婚姻规范影响，印度女性婚姻多安排在出生地之外，婚后需随丈夫家庭居住，女性移民比例接近50%，远高于男性的10%以上，婚姻是女性迁移的首要原因，而男性迁移主要为求职。过去15年，印度移民比例增长微弱，从2007-2008年的28.5%升至2020-2021年的29.1%，难以缓解区域人口结构失衡。

二、这些因素的影响

出生、死亡、迁移的差异化轨迹，导致印度各邦发展方向分化，引发资源分配与政治代表权的深层冲突，具体体现在邦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两大维度。

（一）邦人口差异加剧

20世纪70年代前，印度各邦人口增长率相近，80年代后，南部邦人口增长速度显著低于中北部、东部邦。2011年至2036年，印度三分之一以上人口增长将来自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南部各邦人口占比持续下滑。

人口规模排序不断更迭：拉贾斯坦邦2017年人口增长规模超过泰米尔纳德邦，比哈尔邦2023年预计超越马哈拉施特拉邦，成为印度第二人口大邦。未来五年，南部四个人口最多邦的总人口总和将低于北方邦。部分南部、西部邦人口增长将完全停滞，泰米尔纳德邦总人口预计未来十年持续下降，而印度全国人口预计将增长至2060年。

（二）印度内部代沟凸显

南部、西部邦人口增长放缓的同时，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老龄化通常伴随出生率下降与生活环境改善，印度当前年龄中位数刚过28岁，低于全球30岁以上的水平，但预计2050年将升至38岁以上。

印度南北邦年龄差距可达十年，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是人口平均年龄最老的邦，比哈尔邦最年轻，喀拉拉邦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是比哈尔邦、北方邦的两倍。预计21世纪30年代中期，泰米尔纳德邦将成为印度老龄化最严重的邦，至40年代，泰米尔男性年龄中位数将比比哈尔男性大12岁以上。

人口年龄结构直接影响经济结构，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是生产力核心，儿童与老年人口需家庭、国家提供福利支持。至2031年，泰米尔纳德邦超四分之一人口、喀拉拉邦超三分之一人口将成为需赡养的老年人，两邦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也将开始下降。而北部、东部邦劳动年龄人口仍在增长，未来十年，南部邦劳动年龄人口缩减与中北部邦增长的反差将进一步扩大。

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关键经济指标，抚养比高的地区，劳动年龄人口与国家需承担更重的财政福利负担。北部、东部邦随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抚养比有望下降；而南部、西部邦受老龄化影响，抚养比将稳步攀升，叠加劳动力规模缩减，经济发展压力加剧。

三、对印度联邦的影响

印度南北群体的分裂已蔓延至财政再分配与政治代表权两大核心领域，成为联邦治理的重大挑战。

财政分配方面，南方邦经济发达但人口较少，是主要税收贡献者，却认为联邦政府的财政分配政策损害其利益。印度财政委员会决定中央税款分配方式，第十五届财政委员会（2020-2026年）过度依赖人口、收入差距参数，人口多、人均收入低的邦获得更多份额，导致南部五邦在中央财政再分配中的占比从第十四届的18.6%降至15.8%。此外，中央税收中占比10%-15%以上的附加费和税费不与各邦分享，南方邦领导人质疑这一制度不公，未能体现其税收贡献价值。

政治代表权方面，印度宪法第81条规定，各邦按人口比例分配议会下院（人民院）议席，总席位数为545个，宪法第82条要求每次人口普查后重新分配席位。但受历史修正案影响，席位分配冻结期多次延长，目前冻结至2026年后的下一次人口普查（计划2027年2月开展）。下一次席位调整时，为适配北方邦人口增长，南方邦议席将大幅缩减，引发南方各邦强烈反对，认为这忽视了其在发展与人口管控上的成就。

此外，南部邦还面临抚养比上升带来的财政与护理经济压力。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主要来自北方，南部邦需重新审视对跨邦移民的强硬态度，同时亟需提升北方潜在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以适配本地用工需求。

印度的人口困境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既可为生育自由、妇女权利、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思考契机，也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制造族群分裂、谋取政治利益，进而加剧社会裂痕。印度及其人民如何应对这些分歧，将直接决定其民主制度的未来走向。

作者简介：卢克米妮（Rukmini S），“印度数据”（Data For India）网站创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印度高级研究中心（CASI）非常驻研究员，研究领域涵盖人口统计学、健康与家庭经济学。

本文编译自印度《卷轴报》2025年12月29日文章，原标题为《Ageing south,populous north and a migration puzzle along India’s fertility faultline》，原文链接：https://scroll.in/article/1088941/ageing-south-populous-north-and-a-migration-puzzle-along-indias-fertility-faultline